叶剑英一生功勋卓著,毛泽东来到杭州
分类:葡京-现代文学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建黄埔军校,驰骋在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大批革命党人被屠杀的危难时刻,叶剑英发出讨蒋通电,又在1927年7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坚定而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以后又同张太雷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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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在长征路上,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坚决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保证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叶剑英一生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恃。正如叶剑英1970年在汨罗江所写的《怀屈原》所言,“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他用“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这也成为他为政时的鲜明特征。在《廉洁奉公、身体力行》这个板块中,展示了叶帅一些鲜为人知的廉政故事,还有军事家王震、他的警卫员路宝银和其家人等对叶剑英的“点滴回忆”。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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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革命政府不能和封建社会一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准‘白看’,不准‘半票看戏’,也不准‘坐车不买票’,占公家便宜。”“只吃‘三菜一汤’,不搞迎来送往”“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做工作就要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衣服能穿就行了”……这一句句话语,一个个片段,一幕幕场景,无一不体现着叶帅一生以身作则、清廉为官、勤政爱民、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范。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他坚守原则,不为亲友走后门;他抵住诱惑,不为利益为人民;他以身作则,打井开荒亲自上;他勤俭简朴,衣物用品不“特殊”。虽然这些都是生活小事,但叶帅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自己的严格,却充分体现出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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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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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XLW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查阅关于叶剑英的相关资料得知,在毛泽东临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到底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呢?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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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作最后的诀别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逝世后,妨碍他们夺权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周恩来去世后,病中的毛泽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毛泽东既不满意邓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四人帮”。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以叶剑英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由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时间,邓小平、叶剑英处境艰难。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四人帮”还在全党、全军中掀起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4月4日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但是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江青一伙造谣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后台,为此,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毛泽东的病情也急剧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忽然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用手臂轻轻相招。当时的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毛泽东的这一微弱的举动。等叶剑英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间意识清醒,并用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一位细心的护士见此情景,立即对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回到毛泽东病榻前,他弯下腰侧耳聆听毛泽东最后的嘱咐。只见毛泽东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力气说出来。叶剑英抓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毛泽东痛苦的表情,叶剑英伫立许久,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吐出一个字来。最后,毛泽东的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上轻轻动了几下,叶剑英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病房。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用尽力气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抖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主席给我的最后的无声遗嘱,主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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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无声遗嘱的内容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叶剑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而“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还拼命拉拢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就此,叶剑英给负责中央警务工作的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管好毛泽东的那些文件档案。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也只有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叶剑英来完成了,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给叶剑英那个无声的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吧!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一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叶剑英认真思索后,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借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叶剑英还找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交谈此事,还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北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谈话时,叶剑英还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并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小心隔墙有耳,开着收音机说话好。”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一天晚上,叶剑英和女儿叶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与叶剑英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叶剑英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则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传舆论工具,他们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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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为遗嘱作准备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为了尽快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因为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并厉声对江青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做好联络工作。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1976年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而他们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的资格。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他们就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针对“四人帮”连日“逼宫”,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在非常形势下应采取特殊方式,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提出在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197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内定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提出要“以快打慢”的策略,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他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后,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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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一举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时。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还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让他参加修订文献的工作。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10月6日晚,叶剑英带上警卫参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二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第一个“到会”的是王洪文,他兴冲冲地刚刚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几名警卫人员就围了过来,王洪文见事情不妙,就大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接下来,略懂点武术的王洪文对警卫人员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华国锋立起身来,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王洪文离开正厅时,还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有这样快!”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第二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已经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叶剑英、华国锋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后,张春桥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后就由监护人员带了出去。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擅长”写作的姚文元一边走一边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因为他来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迈入怀仁堂,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时候,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进去。待她出厕所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江青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后,后又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还在信封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最后,执行小组人员把她“请”上轿车,带到一处地下室里候审。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泽东临终前留给他的那个无声的遗嘱。XLW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毛泽东临终前手书给华国锋的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也是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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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从此,华国锋代替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 好……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 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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