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葡京游戏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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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1995年2月版,第66页。)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①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席住在头等舱。”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③同上。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⑧

  月2日。)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毛泽东:“少看文件。”

  ⑩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1959年2月22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

  ⑩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③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其二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⑨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②(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⑩毛泽东对1959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②(②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①毛泽东:《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跃上葱茏四百旋。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

  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⑦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④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3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7页。

  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1960年11月28日”⑿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精神很愉快。”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遍地英雄下夕烟。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陶令不知何处去。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④毛泽东对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的批注。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⑩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热风吹雨洒江天。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①薪巴,藏语,农民。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③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④(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他说: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

  中 央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彭真:“不要他看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⑤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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