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规定当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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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图片 1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⑨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③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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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毛泽东:“少看文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①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作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他说: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⑩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11月28日。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⑿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15日。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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